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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国从未犹豫回来从未后悔

归国从未犹豫回来从未后悔

来源:振荡器系列    发布时间:2023-12-30 14:43:02
5月18日,习在给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的回信中勉励归国青年,“大力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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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月18日,习在给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的回信中勉励归国青年,“大力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为自觉追求,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在坚定文化自信、讲好中国故事上争做表率,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积极贡献智慧和力量!”

  的回信引发了海内外留学生们的热烈反响。本期专题,我们邀请了几位留学归国青年讲述他们的报国故事。

  @文/本刊记者 刘善伟急切想为祖国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一份力量@杜灵杰:我是2019年回国的,当时中美贸易战正激烈进行。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想着尽快回国展开科研工作,为祖国科技自立自强贡献一份力量,就立刻回国了,并没考虑国外的机会。回国之后我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一是实现了半导体人工点阵晶格场效应管,并操控场效应管观察到了电子平带以及一些有趣的物理现象,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展示了我们大家可以人工的方式对能带结构可以进行灵活的调控,而能带调控是当代信息技术的基石,这一工作成果发表在物理学顶级期刊《物理评论快报》上。二是我们在半导体量子阱上实现了拓扑库伦拖拽,我们观察到当两根导线很靠近的时候(十几纳米),利用拓扑效应,可以抵消导线电子之间的库伦拖拽,而当前打破摩尔定律的一个主要困难就是两根很靠近的导线之间会发生包括库伦拖拽在内的量子效应,所以依照我们的研究,利用拓扑边缘态可以克服这一困难。并且我们利用这一实验证实了拓扑边缘态的狄拉克能带的存在,对于基础物理的研究有着非常大意义,这一工作发表在电子物理学顶级期刊《自然-电子》上。三是我们提出了一种基于量子算法的新型区块链系统,可以轻松又有效地提高区块链系统在高强度量子计算破解下的安全性和稳定能力,为未来数字化的经济的开展提供一个有效的工具,这一工作发表在国际综合期刊《自然-科学报告》上。这些工作的开展也是结合我自己在物理学科方面的优势,响应了习有关开展半导体和数字化的经济研究的号召,让物理学研究和民生社会结合在一起。习强调“希望同志们大力弘扬留学报国的光荣传统,以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为自觉追求”,我深有感悟。我在海外从事半导体物理方面的研究多年,时刻谨记在科学研究的岗位上报效祖国,服务人民。所幸生逢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伟大时代,在这个科学技术蒸蒸日上的春天有机会回到母校——南京大学工作。这也是个人积极发光发热的平凡小时代,“大时代”和“小时代”同频共振。作为一名青年科技工作人员,明白科技发展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中的及其重要的作用,决心积极做出响应习的殷切期望,以许党报国的老一辈科学家们为榜样,施展自己的所学和所长,为科技强国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

  杜灵杰,南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客座副研究员。1986年生人,2011年从南京大学本研毕业后赴美国Rice大学攻读博士,2016年博士毕业赴哥伦比亚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在国外期间,主要是做的研究方向包括半导体器件和低温物理等。期间,取得了首次观察到激子绝缘体的实验证据,利用半导体人工点阵晶格首次实现狄拉克能带等学术成绩。

  @邱浩:我2021年回国加入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我从未在“是否回国”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犹疑过,考虑的只是“何时回国”。记得在2017年春季,我受邀参加中国驻日本大使馆举办的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生奖学金颁奖仪式,程永华大使的一席话让我印象非常深刻:“中国人民正在为实现‘两个一百年’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这为大家今后施展才华、创业创新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当时感觉就像是内心那颗早已被埋下的种子经历了一阵春雨后开始发芽出土。自那以后,我开始关注回国政策,通过积极参加国内组织的青年论坛、会议,和相关老师的介绍,特别是在南京大学攻读硕士学位时的导师施毅教授与王欣然教授的帮助下,我对政策层面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2020年前后,我在日本方面的科研项目顺利进入结题阶段,我终于能实质性地准备回国。那时候其实日本方面也有非常好的机会,一个是继续留在顶尖高校:导师推荐tenure的职位;另一个是进入产业界:因为之前与日本主要电子巨头(包括瑞萨电子、索尼、东芝等)有长期的合作,他们也是很欢迎。但之前提过,我从未在“是否回国”这样的一个问题上犹疑过,这里也感谢几位日本导师的支持。Takayasu Sakurai教授早年留学美国伯克利大学和硅谷,一直很关注中国集成电路的发展,他认为:“世界集成电路的发展曾经在日本、韩国繁荣过,看到中国政府的支持和人才聚集,相信下一个繁荣期会出现在中国”,而且我作为中国人回到自己的家乡,他表示理解也非常支持我的决定。Toshiro Hiramoto教授和Makoto Takamiya教授也积极地为我撰写推荐信。经过一系列沟通,我于2021年顺利地加入了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也荣幸地获得了首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海外)项目资助。回国后,在学院及施毅、王欣然教授的支持下,我立足集成电路,积极开展以下两方面的研究:一、新型半导体集成电路设计及CMOS异质集成;二、电源管理及模拟集成电路设计。我的科研理念是言传身教,撸起袖子和学生一同奋斗在科研第一线,亲自在实验室指导学生做科研。功夫不负有心人,一篇关于电源管理模拟芯片工作的文章在今年6月初刚刚被集成电路顶刊《IEEE固态电路学报》(IEEE Journal of Solid-State Circuits,简称JSSC)正式接收。相信,这只是回国后的第一步;我和学生慢慢的开始为下一步实验做准备。这里,我想简单地谈一谈在东京大学做芯片的经历。我博士期间研究集成电路可靠性,研究过程中曾遇到过一个棘手的实验问题,因为没有办法实现在晶圆上集成特定的电路设计而最终无法进一步推进项目。内心不断想突破自我舒适圈的一股劲,以及将来报效祖国的动力,让我萌生了博士毕业后再用几年的时间突破集成电路设计这一瓶颈的想法。当时Toshiro Hiramoto教授非常鼓励,他提到“年轻人趁着有精力,多突破自己的目标总是有好处的,更何况芯片是集成电路领域的一个很重要的环节”。后面我又向Takayasu Sakurai教授请教了很多,他提到自己当年的学术研究也是从器件领域跨到芯片领域,对我这个选择非常支持,也欢迎我加入他的课题组。当初这个选择风险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从本科、硕士到博士,其实是一个专业渐趋细分的过程,包括我身边的朋友,大部分都是沿着自己博士期间的研究适当地进行拓展和延伸;但我个人一直对新鲜的事物充满着好奇,这份好奇心也让我迈出了这一步。通常来说,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芯片与器件在集成电路链条中只是跨了一个台阶,但这一台阶宛如一条巨大的鸿沟,一度让我感到寸步难行。总之一句话:我从一个还算是优秀的博士毕业生变成了一个科研小白。教科书从头学起,实验从头做起,身边的所有人(包括硕士生、博士生)都是我学习的对象:感谢Takayasu Sakurai教授与Makoto Takamiya教授的耐心,在做科研项目的同时给了我学习的时间。最终,经过两年半的时间,我第一次成功完成了流片,并测出了当时世界上该领域最高的芯片性能。成功突破了第一次流片,第二次流片变得顺利得多:相应的成果连续两年发表于集成电路顶级国际会议VLSI上。现在回头看来,感谢这份选择,让我在集成电路领域看到了更广袤的风景,也为我后面的科学研究奠定了更坚实的基础。习在回信中指出 :“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人无德不立,确立培养崇高的思想品德是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前提。习曾提到“选择当老师就选择了责任”,自坐上归国的那一趟航班起,我便深刻地意识到肩上的责任:我不再只是一个科研人员,更要尽到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责任。今后,我将继续深化和拓展在集成电路领域的研究,在服务国家战略,推动科技自立自强的道路上贡献自己微薄的力量。

  邱浩,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日本东京大学博士。1988年11月出生于南京。本科、硕士毕业于南京大学,之后留学日本东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师从Toshiro Hiramoto教授,期间获得日本学术振兴会(JSPS)资助,于2016年获得博士学位。毕业后加入日本东京大学Takayasu Sakurai教授(IEEE会士,曾获得Donald O. Pederson奖*)与Makoto Takamiya教授课题组担任特聘研究员。围绕超低功耗集成电路器件、可靠性、芯片架构开展研究,以第一/通讯作者在Nature子刊、IEEE JSSC、IEDM、VLSI等顶级期刊和会议上发表论文20余篇,2篇入选ESI高被引论文,他引超1600次,单篇最高超750次,入选爱思维尔中国高被引学者、华为“紫金学者”。曾获日本十大创新科技奖、IEEE日本优秀学生奖、江苏省科学技术一等奖2016年,第六完成人。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海外)项目、参与国家重点研发计划等项目。

  @吕勇:从2008年奥运之后去法国留学,到2016年9月回国工作,我在欧洲学习工作了8年。这8年时间,我亲眼目睹了祖国的发展壮大,每一次回国都感受到变化,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一点都不为过。记得2008年刚到法国和同学们坐火车在欧洲旅行,高铁连接主要城市,火车也都很准时,可以网上购票,旅行十分便捷。没过多久,这些在国内都变得稀松平常,移动支付更是方便。我也慢慢看到中国的科技走向欧洲,看到身边有了华为手机和产品的广告。所有这些,让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油然而生。同时我也开始思考:如果学有所成有机会回国服务,我有什么理由留在欧洲?特别是中国各项事业的发展蒸蒸日上,工作条件和待遇不比往日,若能够把个人价值的实现和祖国的发展融合到一起,岂不美哉!2015年底我在查理大学的博士后导师Josef Malek和Eduard Feireisl希望我续签合同,我很谢谢他们对我的支持,但我当时也没太多犹豫,很快告诉他们已决定回中国工作。

  回国后,各项研究工作有序展开。尤其是在Euler-Maxwell方程组的时空共振和不稳定性方面取得了一些突破。Euler-Maxwell方程组是描述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基本模型,有很强的应用背景,比如惯性约束核聚变。在激光等离子体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存在高频不稳定性,进而导致能量的损失。我们从数学上严格地证明了这一种现象,并给出了导致不稳定性发生的机制。这样的一个问题是和我在法国读书时候的博士生导师B. Texier 以及另一个法国学者,法国格勒一大的E. Dumas合作的。2015年我从布拉格多次回巴黎访问,每次都和我的博士生导师B. Texier讨论到一些和我的博士论文有关的有意思的课题,其中对我们最着迷的就是上面提到的Euler-Maxwell方程组的高频稳定性与不稳定性问题。

  和我读博士期间考虑的半线性问题不同,Euler-Maxwell方程组是一个拟线性系统,而且在其高频振荡的稳定性分析中,不仅涉及时间共振,也涉及空间共振,处理起来更复杂。我们不断尝试,多次互相访问、讨论、分工合作,解决了一个又一个困难。但是有一个关键的难题始终困扰我们。2017年暑期,我去台北参加学术会议,B. Texier也参加,于是我邀请他到南京访问,也同时邀请E. Dumas到南京来。我们在南京集中工作、讨论,终于找到了解决这一个核心问题的方法。其他的还有一些细节性的困难需要克服,经过两年多的继续努力,终于在2020年完成了论文的书写。时间跨度5年多,论文也长达130多页。

  此外我还和国内的老师讨论合作,包括与中科院数学所的张平老师在可压缩Navier-Stokes方程的整体解方面的工作,和北京大学的章志飞老师在非相对论极限方面的工作。

  我觉得科研是个人智慧和集体智慧的结合,喜欢与国际国内不同的老师讨论、互补,进而碰撞出火花。现在国家对我们归国青年学者支持力度很大,给我们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平台,我们受益良多。但我感觉自己做得还不够,唯有不懈奋斗,才能不辜负这个时代。

  我对习回信中提到的“在坚持立德树人、推动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体会最深。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我们在经济、科技等方面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在很多关键科技领域仍然受制于人。正如习指出的,我们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新冠疫情、贸易战、科技打压、军事围堵,科技的自立自强特别的重要。我们面临诸多挑战,同时时代也给我们发挥才能提供了历史机遇。习在回信中对我们寄予殷切期望,同时也是对我们的鼓励和鞭策。作为归国青年学者,国家给咱们提供了非常好的施展才华的平台,我们要谨记习的嘱托,努力工作,做好科研,培养好学生,报效国家,服务人民,不负青春,不负时代,为实现中国科技自立自强贡献力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吕勇,南京大学数学系副教授,博士生导师,捷克布拉格查理大学博士后。1984年生人,2006年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本科毕业之后保研到中科院数学研究所硕博连读,2008年申请到巴黎数学基金会的资助,赴法国巴黎留学,在巴黎第七大学(狄德罗大学)先后拿到硕士学位和博士学位,2013年博士毕业后在布拉格查理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2016年秋季回国工作。

  在数学研究方面,几何光学是针对双曲系统高频振荡解的研究。核心问题是WKB逼近解的稳定性,主要困难在于共振的发生。在巴黎七大读博期间,针对一般的半线性双曲方程组,吕勇和博士生导师一起系统地研究了共振、“透明性条件”和稳定能力之间的关系,发现了共振导致系统变得不稳定的机制,给出了稳定性的判别准则。也是在读博期间,吕勇独立考虑了初始值满足“透明性条件”,但是跟着时间演化,“透明性条件”不再保持的情况,发现了高阶共振导致系统不稳定的机制。此外,吕勇还利用几何光学中的研究方法,和北京大学章志飞教授一起研究了Klein-Gordon方程的非相对论极限问题,得到了大时间区间上从Klein-Gordon方程到薛定谔方程的严格收敛和最优收敛率。

  在布拉格查理大学做博士后研究期间,吕勇的研究方向是数学流体力学。特别在流体的均匀化问题方面,取得了一些创新成果,得到了“小洞”的情况下可压缩Navier-Stokes方程的均匀化极限。

  @郑鹏:作为给习写信的南京大学留学归国青年学者之一,在收到在百忙之中的回信后我倍感激动和鼓舞,感受到他对留学归国青年学者的极大关心和重视。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我认为立德树人就是培育学生的爱国情怀,为国家不断培养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我自己是一名民革成员,具有海外留学多年后回国工作的特殊经历,更加能体会到和国外相比,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我们的党和国家是为所有中国普通老百姓谋福利的。因此我将在教学和培养研究生的过程中,言传身教,讲好中国故事,争取做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榜样。

  回国以来我们课题组以化学生物学为主要研究方向,以祖国和人民的需要为第一追求。2020年来,新冠疫情蔓延全球,给国家和社会,特别是人民的生命健康安全造成了巨大的危害。因此我们课题组结合自己研究,利用单分子力谱技术探讨研究新冠病毒变异株黏附强度及其传染性的分子机制,在国际上最早揭示了病毒刺突蛋白上N501Y的氨基酸突变是导致病毒变异株具有更强传染性的重要原因。文章发表后迅速受到学术界和舆论的广泛关注和认可。这些成果更让我切身体会到将自己的科研工作与国家和人民群众的需求紧密结合起来的重要性。目前,我们正在继续对新冠病毒变异株,特别是近期在我国各地暴发的奥密克戎变异株进行争分夺秒的研究。我将牢记习在回信中的嘱托,坚定自己报效祖国、服务人民的信念,为深入破解难题和抗击新冠疫情再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郑鹏,南京大学化学化工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后。2008年在南京大学本科毕业后赴加拿大获博士学位,之后在美国从事博士后研究。2015年选择回国工作,在南京大学任教。